（中國）中國堯舜時代的存在，是否取得了考古證據，最近掀起了激辯。中國社科院考古所近日公開山西襄汾縣陶寺村以南的“陶寺遺址”考古發現，揭示在遺址出現的青銅器、都城地基乃至最原始的“文字”等，認為它們的歷史，比現時公認的中華文明起源、夏朝後期距今3700多年的“二里頭文化”，還要早500多年。有考古專家認為，遺址很可能就是“堯舜之都”，但亦有不少專家提出質疑。

中國上古時代有所謂“三皇五帝”，然後才進入夏商周的信史時代（有文字記錄的時代），雖然《史記》首篇《五帝本紀》，記載了黃帝、顓頊、帝嚳、堯、舜的“五帝時代”，但在當時尚未有文字記錄，以及缺乏考古證據下，這時期一直只被當作“傳說時代”。能否找到堯舜時代存在的考古證據，因此變得非常重要。

“五帝”屬傳說時代
考古證據成關鍵

“陶寺遺址”最先於1950年代發現，中國社科院考古所隨後於1970至80年代進行首輪大規模發掘，發現逾6000平方米的住宅區和墓葬區，發掘出千餘個墓穴，其中9座屬大型墓穴。墓穴規模反映當時社會已呈金字塔式的階級結構，處於塔尖的大型墓穴陪葬品豐富，有鼉鼓、彩繪龍紋陶盤等重要器物，墓主應是掌握祭祀和軍權的部族首領，初具王者風範。其餘細小墓穴，死者卻是身無長物的平民。當年發掘結果認為，陶寺遺址與“夏墟”並無關聯。

遺址似都城
中華文明推前500年

直至2001年，科技部決定將“中華文明探源工程”列為國家重點項目，陶寺遺址再成為研究焦點。考古學者隨後兩年，在遺址開出一個個探洞，挖出一鏟鏟黃土，才發現遺址規模遠超當年想像，一座龐大古城終再呈現世人眼前。

考古學家發現，遺址早期城址長約1000米、寬約580米，面積為58萬平方米；中期擴建成長約1800米、寬約1500米，面積達280萬平方米的巨型城址。王族墓地、宮殿區、下層貴族居住區、普通居民區、手工作坊區等一應俱全，具備都城的基本要素，令考古學家不禁把遺址與傳說中的“堯舜之都”聯繫起來。

社科院考古研究所所長王巍認為，凡此種種足以將中華民族可考證的文明史，往前推進500年。遺址出土的瓦片和精美的刻花牆皮，是迄今年代最早的陶製建築材料。當地出土的一個殘破陶製扁壺，上面兩個朱砂書寫的符號，更被認為是目前所知的最古老中國文字。

陶壺有符號專家：其一是“文”字

扁壺兩側的兩個符號，多數專家認為其一是“文”字，對另一符號則分歧較大。領導發掘的考古專家何努認為是“堯”字，而“文、堯”連起來解釋，可能是當時人們對堯帝的稱頌。但也有專家認為那個符號是“命”、“昜”、“邑”或“唐”字。也有專家認為，符號不一定是文字。

北大考古文博學院院長趙輝說，因目前僅發現這兩個符號，要下結論說當時已有文字，證據並不足夠，但這兩個符號“是文字的可能性很大”。

定為“堯都”言之尚早
學者：要幾代人考證

在中國社科院考古所7月底的成立60週年展覽上，主辦單位將“陶寺遺址”命名為“堯舜之都”，但部份學者卻質疑現階段把“陶寺遺址”定性為堯舜遺址言之尚早。

北大考古文博學院院長趙輝指出，考古學有其局限性，考古資料往往很難落實到具體的歷史和人物，何況堯舜本身還是傳說中的人物。“考古學界有一個傳統，挖到哪兒，說到哪兒。你現在只挖出地基，就只能說到地基，不能靠引申。這麼大的一個遺址，要想把它搞清楚，起碼需幾代人努力，不要急著下結論。”

墓壁嵌豬下頜骨
發現數把玉鉞

但領導“陶寺遺址”考古項目的何努就指出，遺址的出土文物，的確找到4000多年前的王權象徵。陶寺文化在中期達到鼎盛，2002年出土的一座陶寺中期大墓，長5米、寬3.7米、深8.4米，在同一時期，整個黃河中下游地區都難尋與之匹敵的墓穴。在墓主遺骸正前方的墓壁上，嵌有一副豬下頜骨，兩側並立6把玉鉞，墓中出土的玉鉞總數達9把。何努認為，豬下頜骨象徵財富，鉞則象徵王權兵權。在此前的考古發掘，從未見過兩者以這樣的組合出現。

《周易》有雲：“豶豕之牙，吉。”意指潛匿的豬尖牙，吉祥，寄意通過威懾力將對方壓服，是為上策。何努指出，豬下頜骨和鉞的組合，說明這位4000多年前的“王”崇尚文德，希望通過威懾力而非殺伐捍衛政權。他重申，“就目前情況來看，只能說陶寺遺址是堯都平陽的可能性最大”。

發現疑似世上最早觀象台

“陶寺遺址”東南部的一處半圓形建築地址，是今次考古發掘中最矚目的發現之一，考古隊在天文史學家協助下，推斷遺址可能是一座制訂節氣、曆法的“觀象台”，或是目前世上已知最早的“觀象台”，若屬實，發現無疑可使華夏文明在天文學領域，超越其他三大文明古國。

可觀測日出位置確定節氣農時

這“觀象台”是一個平面呈半圓形的平台，它的圓心觀測點以東約25米，是一道深埋地下約3米的弧形夯土地基，地基之上已無遺存。但夯土地基上卻有多處刻意留下的豁口，每道豁口寬20厘米左右。考古學家在多名天文史學家協助下，經過數年模擬觀測發現，站在圓心觀測點往東遙望塔兒山，在冬至、夏至、春分、秋分等重要節氣，正好看到太陽分別從夯土地基上幾道對應的觀測縫中升起。由此推斷，當時人們就是通過觀測日出位置的變化確定節氣和農時，這遺蹟很有可能就是一個“觀象台”，同時兼具祭祀功能。相傳帝堯曾為中華民族制訂了一部曆法。

不過仍有一些考古學家表示保留，認為僅憑地基的幾道縫隙，仍不足以證明其當年作用。（香港明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