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倪玉蘭一家都是北京人，父親是律師，母親是醫生，丈夫是教師，女兒畢業於廣告設計專業，自己也是律師，按照一般情況，50歲的她應該過著不錯的生活。但她的家已被夷為平地，左腿被打致肌肉萎縮，由於在獄中被迫爬行、強制勞動，右腿、腰、雙臂都留下後遺症，與丈夫棲身於警方指定的一間賓館中，門口時時有人監視……而這一切，都是因為她之前曾為法輪功修煉者代理申訴。

在賓館受訪的倪玉蘭蛾眉淡掃、燙著一頭鬈髮，但仔細看，她左腿比右腿短一截，手上、臉上都有細細的深、淺色斑點，一笑起來，就會露出數隻撞崩或是壞死的牙齒，這些是她在獄中受過虐待的證據。

“那時覺得沒有那麼兇險。”倪玉蘭說，她2001年為一名法輪功學員辯護，不料從此走上不歸路，2002年，她幫鄰居打拆遷官司時被打傷，左腿被打致肌肉萎縮，以“妨礙公務罪”判監一年，吊銷律師牌照。2008年4月，她家千餘呎的平房亦遭強行拆遷，“他們從來沒有和我們談過（補償），其他鄰居都有談，我覺得就是因為（代理法輪功案件）這事，讓我們家受到特別不公正的待遇。”

政府強拆家園
獨我家無賠償

當時她拄著雙拐和拆遷隊理論，遭人從後以磚擊頭，血流披面，公安反以她“毆打他人”罪名將她拘捕。“當時在新街口派出所，他們逼著我在地上爬行，就是為取樂，我當時傷得很重，只能躺在地上，他們踢我、罵我、還在我身上撒尿，我只能大喊救命。”

2009年4月，倪玉蘭被轉到北京天河監獄，這裡是老弱病殘囚犯的集中地，“一間20多個人，只有14張床，他們規定不能疊好被子的就只准睡地上，我就是睡在地上。”倪玉蘭說，那裡衛生極差，同室有痢疾、肝炎患者，“碗筷都是公用的，那個拉痢疾的，弄得被子上都是膿、屎，但她走了以後，那張被子繼續照用。”

20天後，倪玉蘭轉到北京女子監獄，“因為我不認罪，他們就不讓我拄拐，不讓我扶牆走，也不讓我扶著椅子走，我每天要從5樓爬到樓下，穿過一個大廳再上2樓勞動車間，別人走10分鐘的路，我要爬1個多小時。”

入獄不准用拐杖
勞動不達標天天捱罵

倪玉蘭每天與其他囚犯一起勞動，主要是把即用竹筷子裝入膠袋，每天規定要裝1.1萬雙，達不到標就會捱罵、罰吃冷飯，“我開始的時候常常對不準袋口，每天只能裝1000至2000雙，後來能裝2000至3000，但是永遠都會捱罵。”因為筷子浸過消毒水，氣味難聞，皮膚接觸後過敏，在她手上、臉上留下深淺斑點。

出獄後，由於家中已夷為平地，她一度與丈夫流浪街頭，在熱心網民和維權律師的幫助下，警方迫於壓力，將她和丈夫安置在一間賓館中，門口有人看守。現時兩人靠她丈夫每月2000元人民幣的退休金過活，女兒寄居在親戚家中，公盟創辦人許志永借了一台手提電腦給她上網，令她可與外界聯繫，繼續為自己和其他弱勢群體呼號。

全國約百人
維權律師易受打壓

中國有超過16.6萬持有正式牌照的律師，從正常意義上來講，凡是律師都是受聘為當事人維護權益。但在中國大陸，“維權律師”特指代理敏感或有爭議的案件者，尤以法輪功、“三聚氰胺”毒奶粉，以及強行拆遷等案件為甚。據瞭解，全國維權律師約有100名，北京最少有30人，他們人數雖然不多，但往往因為案件影響力大、自身也成為被打壓對象，而受到外界關注。

政府向事務所施壓逼炒人

2006年12月，北京律師李方平因為盲人律師陳光誠代理訴訟，遭不明人士打傷頭部入院；2007年9月，維權律師高智晟曾被公安帶往一處秘密地點，以電棍毆打及電擊頭、手、生殖器等各處。2009年5月，律師張凱、李春富在重慶代理在押勞教人員非正常死亡的“躲貓貓”案時，遭當地警察毆打，以及用手銬將雙手吊在鐵欄高處等屈辱對待。

除嚴重暴力及拘禁外，維權律師更多地受到監聽、跟蹤等形式騷擾，各地司法部門亦會向其所在的律師事務所施壓，要求律所與維權律師解約，否則律師所營業執照將有麻煩。此外，維權律師亦會在定期的律師牌照考核中遭當局取消執照，自此只能以公民代理身份為當事人維權。

嘗設“維權律師協會”不果

北京律師李蘇濱、李和平、黎雄兵等人今年曾嘗試發起“維權律師協會”，曾想過在香港註冊，但北京司法局在6月找他們談話，稱即使在香港也不可能註冊成功，指“中聯辦已經向港府打過招呼”。

此外，由法律學者許志永創辦的公盟法律研究中心去年7月被北京稅局以未申報捐款收入為名，處以142萬元人民幣的天價罰款，公盟被民政局宣佈取締，辦公室亦遭查抄，許志永被拘留3個多週後獲得保釋。北京公安局於今年8月撤銷公盟偷稅案，許志永恢復自由，現時與其他人繼續從事法律援助事務，但較以前低調一些。（香港明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