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與癌魔搏鬥一年的支聯會主席司徒華，1月2日中午12時56分與世長辭。特首曾蔭權讚揚他“熱愛中華、熱愛香港”，人大常委范徐麗泰也形容他“有中國心、中國情”，他只是不認同中國執政黨在“六四”事件上的處理。司徒華本人對遺體火化後骨灰的處理，作了這樣的指示：讓骨灰傾倒大海，隨海浪回流故土。

“我死後，請把我的骨灰分為兩份，一部份撒向海面，北望祖國大地；另一份要貼近香港土地、香港市民，請安置在歌連臣角花園。”這句是司徒華臨終前的最後囑咐，反映了他愛國愛港的一生。2009年底發現患上第4期肺癌的支聯會主席司徒華，與病魔搏鬥年多後，今年1月2日中午12時56分在威爾斯醫院與世長辭，享年79歲。華叔一生心繫六四，臨終前亦別無所求，只寄語戰友“平反六四，爭取民主，繼續努力！”簡簡單單的12字真言，總括了華叔不平凡的一生，亦成為戰友們的畢生承諾。

寄語戰友：平反六四、爭取民主、繼續努力

司徒華逝世的消息傳出後，香港各界都深表悲慟，即使是政見不同者，都讚揚華叔是一個“值得敬重的人物”。官方新華社傍晚只發表短短88字的新聞稿，形容華叔是“香港特區立法會前議員”，然後簡單交代他2日病逝。而特首曾蔭權亦有發表悼文，讚揚華叔“熱愛中華、熱愛香港”，但未有隻字提及支聯會或六四民運。全國人大常委范徐麗泰則指華叔是一個“很愛國的人”，並表揚他擔任草委時的貢獻。

享年79歲
特首讚“愛中華、愛香港”

“安穩在耶穌手中，心平安無掛礙，在此不怕世誘惑，在此不被罪害。能脫離疑惑迷霧，脫離各般憂戚；世上惟餘幾患難，眼淚惟餘幾滴。”2日華叔便是在這幾句《安居主懷》的歌聲下，與世長辭。2日早上11時許，民主黨、教協及支聯會一眾領導，分別收到華叔家人通知，得悉他病況急轉直下，眾人都趕赴威院見華叔最後一面。

當時陪伴在側的，還有華叔十數個親友，包括曾在新華社任職外事部副部長的弟弟司徒強。眾人抵達時華叔雖然不能說話，但能清楚理解他們的講話，朱耀明牧師於是帶領大家唱詩歌及祈禱，唱到第二節時，華叔就停止了呼吸。由於華叔機能惡化的時間甚短，醫生都相信他是在毫無痛苦下離去。

據瞭解，去年10月華叔停止化療後情況反覆，其後慢慢轉差，威院安排他入住6樓私家病房，讓他靜心休養減少騷擾。在除夕探過他的友人說，華叔神情呆滯十分疲倦，醫生估計他會在近幾天離世，家人一直輪流陪伴。至2日早，主診醫生莫樹錦巡房時發現他彌留，延至中午12時56分與世長辭。

民主黨、教協、葛量洪師範校友會、支聯會及香港教育團體聯合秘書處等5個團體，連同華叔家屬代表司徒強組成治喪委員會，由朱耀明牧師擔任召集人。朱耀明透露，華叔11月已向家人交代身後事，叮囑要把骨灰分成兩份，一部份將撒在西貢大坳門（又稱大澳門）對開向北的海面，因為大坳門是放民主風箏悼六四的地方，另一份貼近香港土地及市民，會安放在歌連臣角花園。家人可能設立石碑，供世人憑弔。

不欲政府中聯辦參與扶靈

委員會將在1月28及29日舉行兩場追思會及安息禮拜，按華叔生前意願，靈堂會以他最喜愛的百合花佈置，採基督教儀式，輓匾寫上“主賜我以力量”。華叔生前曾透露“何處受浸，便在何處歸回安息”，因此追思會將在華叔受浸的尖沙嘴金馬倫道浸信會舉行，據悉，華叔更特別囑咐不希望治喪委員會或扶靈名單有特區政府或中聯辦的參與，但他們若想表達心意，則可出席追思會或安息禮拜。

由於上述兩場活動可容納的人數不多，治喪委員會將在2月農曆新年後在維園舉行一場大型追悼會，但時間及地點待定。另華叔因為身體情況變壞，未能親筆書寫回憶錄，但據悉他已錄製了一份口述回憶錄，但如何出版則要交由家屬決定。

一夜鎗聲改一生方向

“成功不必我在，功成我在其中。”這是司徒華經常掛在嘴邊的一句話，凡是跟隨過華叔的，都一定聽過。亦正正因為這信念，華叔在政壇徐徐走過40個年頭，由北京政府極力拉攏的紅人，遇上八九民運創立支聯會，變成北京的眼中釘，他都泰然自若。雖然臨終一刻，華叔未能看到六四平反的一天，但肯定的是，功成定必有司徒華。

任基本法草委
中央曾拉攏

司徒華，原本只是一名平凡的中學校長，1973年他為文憑教師爭取合理薪酬，並創立教協，在社運界嶄露頭角，及至1978年“金禧事件”領導教師抗爭，其後循教育界躋身立法局，正式涉足政壇。

在六四事件發生前，華叔曾因鄧小平在1977年復出、提出改革開放而對中共政權寄予希望，他在1985年與李柱銘雙雙獲中央政府委任為《基本法》草委會成員，與左派人士密切接觸，是中央積極拉攏的對象。

1989年組支聯會
未再赴內地

轉捩點是1989年6月4日，坦克車輾過北京天安門廣場，亦碾碎華叔對中共的期望：“我徹底認識了中國共產黨統治的本質，就是絕對的權力，不容許任何挑戰的絕對權力，有任何人觸及這些東西，她都會鎮壓、去仇殺。”六四之後，華叔與李柱銘以“不為一個盡失人心的政府做事”為由退出草委，更從那天起未再踏足內地，終其一生以“平反六四”作為改革中國的方向。

“支聯會應該是我最後離開的政治崗位，因為它艱苦得多，風險極大，我願意承擔。”1989年5月21日，香港百萬人遊行聲援北京“八九民運”，當天華叔與一批民主派人士組成香港市民支援愛國民主運動聯合會，自那天起，華叔便開始背負支聯會這個“十字架”。

正如華叔所言，支聯會是一個“艱苦的崗位”。他在1999年首次向外披露，前特首董建華曾經兩度力勸“不要搞六四活動”，一次是在回歸前兩人私人會晤，第二次則是上任不久，透過第三者邀請華叔到禮賓府午膳，席間再勸他“不要那麼執著，不要搞紀念六四的活動”，不過華叔仍然斷言拒絕，更回贈董建華一句：“如香港沒有支聯會或紀念六四活動，便等於沒有一國兩制”。華叔公開事件後引起軒然大波，記者之後多日不斷追訪董建華，更有評論揶揄董特首“無誠信”。

2004年拒北京邀請到內地

雖然董建華力勸不果，但內地亦未有放棄拉攏華叔，據悉北京直至2004年仍派員與華叔接觸，邀請到內地秘密見面，但華叔以“不喜歡做事鬼鬼祟祟”為由而拒絕。

難捨支聯會，只因知道任重而道遠，華叔在與癌魔搏鬥期間，在病榻中仍堅持連任，出任支聯會主席直至離開人世的一刻。（香港明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