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長久以來，華文媒體習慣仰賴西方主流媒體的新聞資訊，然後翻譯轉載，似乎一直活在西方媒體的影子。身形瘦小的香港獨立記者張翠容不希望永遠跟隨西方媒體的腳步，於是帶著紙筆和相機，穿梭在戰地沙場，與西方媒體平起平坐一起站在新聞最前線，挖掘表象背後的真相，獲取第一手新聞報導。有戰爭的地方就有著她的足跡，讓華文讀者看見戰爭背後的復雜局勢。

她的報導喚醒了讀者開始瞭解世界的變化，關心社會的動態。曾實地探訪墨西哥查巴達民族解放軍領袖馬訶士、出版《蒙面森林》一書的作家吳音寧說，“對我來說，她是我們這個時代最勇敢的華人戰地記者。就是因為她的啟發，我才有勇氣走進墨西哥的叢林裡。”

很多人從我的外表看來一點也不像戰地記者，很多時候外表是騙人的，就如很多社會現象可以瞞天過海，記者的責任就是挖掘新聞表象背後的真相，協助弱勢一族發出聲音。

這次海地發生七級大地震造成死亡人數難以估計，表面看似一場天災，但背後卻隱藏了很多的人禍。海地是位於加勒比海其中一個國家，在很多人的想象中，這裡是一個夢寐以求的旅遊天堂，坐油輪，躺在吊床上啜飲雞尾酒，天堂的背後存在很多不為人知貧窮事件。

第3世界國家表面上看起來獨立，然而背後是受到操縱的，海地就是一個例子。揭開災難的背後，真相都是人禍，這次聯合國和美國積極伸出援手，聯合國還理直氣壯的說：“我們要和海地的人民站在一起。”其實海地會落到如此田地，都拜這些國家所賜。

追溯海地歷史，它曾是西班牙、法國和美國的殖民地。這裡原為印第安人部落阿拉瓦克人居住地，在西班牙和法國統治時期被消滅，從此在島上絕跡。後來很多黑奴被運輸過去，成為島上主要的勞動力，今日的海地人民全是黑奴的後裔。

海地人民是一群勇敢的族群，他們不斷抗戰，很努力爭取自由，做自己的主人，但是一直被大國打壓，造成他們貧窮，海地是全世界最貧窮、得到最不公平對待的國家之一，超過半數人民還生活在“每天只賺取一元美金”，因為貧窮令他們沒有能力建立防震房屋，也沒有抗災的能力，因此才會引起強大的殺傷力。

不是身處處境的我們，聽到那裡有天災，只是捐款就算了，覺得自己做了善事，心安理得就行了。我們儘量設法為這些災民避免或把殺傷力減到最低。我們可以通過互聯網製造輿論，施予政府壓力，以輿論的力量改變美國，美國改變，世界才會改變。

在2002年至2006年，我身在中東國家地區採訪期間，發生了以巴衝突事件，以色列發現巴勒斯坦某個地區出現恐怖份子，會實行“集體性懲罰”手段，將此地區鏟平，不留後患。我驚見一群和平工作者為了保護當地老百姓，獻出他們的身體，製造“人肉盾牌”。有一位美國女大學生在加沙地帶保護難民房子給摧毀，卻被推土機輾過而犧牲。那位學生的父母以女兒的舉動引以為豪，他們沒有因此而埋怨，還會延續女兒的工作，參與和平工作。相反地，如果那位學生是華人子弟，身為父母者會把罪狀推卸在和平工作者身上，種下仇恨的種子。

參與和平工作者除了有年輕人，也有超過70歲的老太婆，我發現，原來到了年老的歲月還可以做很多事情。除了他們，無國界小丑也可以參與和平工作，他們帶給當地人民無限歡笑聲，令小孩得到快樂，也感受到“善念”的存在，把這顆善的種子播種在心裡對抗內心的仇恨，讓他們知道追求的不是死亡，而是快樂和和平。

這群和平工作者與中東人民完全沒有血緣關係，卻能夠挺身保護他們，這全是因為“愛”；“愛”可以明白別人的苦難，感同身受。他們也同時教導當地居民如何愛，化解身邊的仇恨，讓他們體會到，不一定用暴力對抗不公平，相反的，可以使用和平的手段；沒有愛的力量，那個地方會絕望，因此而產生人肉炸彈。

有很多人會問我為甚麼會走上國際採訪路線當起一名戰地記者，這全是因為自己的好奇心作梗，很想找出事情發生的根源。再來，我很好勝，很多戰爭實地採訪新聞，都是出自西方記者的手筆，華人媒體而必須跟隨他們的腳步抄襲他們的新聞，我覺得抄襲別人的東西是沒有自己的主題的。當時我在想，西方媒體做到的，我也能做到。

當我走進災區現場時，我才發現自己的無知，有很多事情是我們不知道的，很多受難人民的生活已經超乎了我們的想象；往往人類的無知沒有真正汲取歷史的教訓，而促使世界悲劇的發生。在充滿悲劇的世界里，自己是小撮的幸運者，面對不幸的一群，我覺得自己是有責任，打破這種無知和冷漠，找尋導致這個世界產生這麼多苦難的原因。

然而，當我越接近真相時，生命受到威脅的機會率就越高，很多人會用種種手段阻止我接近真相，我不能顧慮太多，其實每個行業都有危險性的存在，能夠找出事情發生的根源和真相才是我要達到的真正目的。要尋找真相，必須要付出代價，我只能告訴自己，一切小心為主。

也有很多人認為我擔任一位戰地記者一定會獲得很高的回酬，恰好相反，對我來說者是一份“高風險，低回酬”的工作，西方媒體可以獲得優渥福利，可以住五星級酒店、租車子、請助手安排所有採訪工作，我走的路會比他們艱苦很多，自己一手擘畫採訪工作，可以說是“一腳踢”，不過沒有了這些優待，卻能夠給自己一個機會聆聽老百姓的聲音，體會他們生活的艱苦，讓我寫出有血有淚的報導，讓讀者讀了有所體會。我感到很欣慰的是，有些年輕人閱讀了我的報導後，他們會覺得自己有責任為世界做一些事情。

2001年前往阿富汗實地報導，走進這個國家，發現自己走進人間地獄，這裡的人民飽受25年戰火蹂躪，不能想象人民可以居住在這種環境。當時，我和一位法國女記者在現場報導實情，我們覺得這些人民似乎受到詛咒，心裡非常難過，我們抱頭痛哭了。那位法國記者決定轉行，不想繼續報導這些災難新聞，她的舉動也影響了我，我在想：地球依然在轉動，我們無法為這個世界作出任何改變。當下感到很氣餒，很想放棄，不想繼續跑了。

在偶然機會下，我遇上喀布爾大學一位立志當記者的19歲少年，令我感到好奇的是，他身邊的朋友們不是選讀醫科，就是工程或建筑系等，唯有他選修新聞系，因為阿富汗是一個沒有新聞自由的國家，拍照受到很大限制，不可以拍生物照片，包括人、動植物，只能拍建筑物和其他不動物體。當時他讀著第一年新聞系，他說：“我希望畢業後，國家會有所轉變，到時我可以發揮所長，我現在已隨時準備好自己。你有否想過，每個人都放棄記者行業，社會一旦沒有記者，就會進入絕望的地步。”他的一句話激勵了我，重燃對新聞的信念。離開阿富汗後，我繼續跑新聞。

走過無數次戰場，經常與死亡擦肩而過，當下面對死亡時，我不會覺得害怕，事後，我才清醒過來，發現自己也很怕死，比方說出訪巴勒斯坦，我住在加沙民居，突然以色列在隔壁一條街上投下一頓重導彈，後來才發現這裡的難民營是受攻擊的對象，以色列一旦發現這個區域有恐怖份子出沒，沒有顧慮無辜生命的存亡，一顆導彈鏟平整個區域。

另一次經驗，是在採訪完委內瑞拉總統查韋斯，坐在一輛回程的小飛機上，突然雷電交加，飛機搖晃半個小時，這時刻我才想到“死亡”，我心想，原來我是這樣死的，不過我還有很多事情還未做完，我往下一看是一片海洋，又想到我的採訪筆記本可以用塑膠袋包起來，至少打撈起來後，還可以讀出我的文字。如果這一刻我死了，我覺得今生無悔，我已盡力完成自己的工作了。

每次碰到生命受到威脅時，自己會感到恐懼，發現最大的恐懼就是恐懼本身，覺察內心的恐懼，內在產生力量把自己推向前方。每一次的化險為夷經驗，覺得自己的生命是賺回來的，我很珍惜自己的生命，我不知道上天甚麼時候會奪去我的生命，也不知道自己的運氣有否限額，我覺得有價值的事情我會繼續追求，只要堅持自己的信念，就會看淡死亡，儘量在短暫的一生做出具有價值的事情，未來事不可知，掌握當下才是最重要。

在我採訪的過程中，讓我碰上許多很多好人好事，因為他們讓我勇氣堅持走下去，我會經常告訴自己：只要世界有謊言，我還是繼續跑。（大馬星洲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