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香港藍籌企業富士康國際在深圳的工廠，猶如一個城市，在龍華和觀瀾的廠區，容納了42萬工人，日夜工作維持這家全球最大的代工工廠。但自今年1月起，這片城區像受了詛咒，接連有員工跳樓自殺，至前日，4個月內累積“十連跳”，8死2傷。

廠區4個月
10人跳樓

發生了甚麼事？富士康廠區設計現代化，但在員工眼中工廠圍牆是冰冷的。員工道出，每天在工場的時間可長達12小時，其間不准講話；回到宿舍，房友來自不同單位，因早晚班不同，“只看到其他人睡覺”，無人可訴心事，冷漠可能就是殺人兇手。

工人質疑
輔導只能治標

富士康對員工自殺事件大為緊張，週六（5月22日）就舉行招聘會，招聘常駐心理醫生和心理輔導員，屬內地企業罕見，早前又設立輔導熱線785785（諧音：請幫我請幫我），又在園區設諮詢中心，但員工阿梅（化名）表示，求助的人不算太多，認為輔導只能治標，“那些有問題的人，很少主動找人吧？”

廠區設上網中心
泳池運動場

深圳富士康42萬員工中，30萬人在龍華廠區作息，記者週六到訪當地，發現其實此工廠不是一般人心目中的血汗工廠，有宿舍漂亮得像獨立洋房，幾幢幾層高的宿舍共享一個泳池，綠樹林蔭；民工居住的宿舍雖然密度較高，外表至少看似香港公屋。廠區內設有上網中心、運動場、食肆、超市，設施齊全。

來自廣西、在富士康打工半年的阿梅，現時在觀瀾大水坑工廠裝組電腦的背板，屬第一線流水作業工人。她稱，初來時每月放假1天，工資900元（人民幣，下同），5月份改善待遇，變成每週放假1天，工資漲到1100元，由早上8點工作到晚上8點（包括2小時用及2小時加班），和其他工廠相比，待遇已算不錯。

同部門不同宿
疑防工人串連

“但上班時不能說話，會收警告信的……上廁所也很難，因為流水線不能停下來，要找人頂班才能下崗。”平日工廠內，除了單調的機器聲音，寂靜無聲，回到宿舍，阿梅和10名女工同住一房，她說工友一般都不熟。

“忍不住，後來情願搬出去！”21歲任生產線管理員的阿放解釋，公司故意把同一單位的工友打散，住在不同房間，在宿舍住過一個多月，他和宿友很少說話，“早晚更不同，回來只見到其他人睡覺，又不好意思打擾他們”。後來他決定，找同單位的工友到附近租屋，他薪金只有1600元，也寧願每月多花幾百塊。外界猜測富士康的做法是為了避免工人串連，但受訪員工難以證實。

阿放說，和同一生產線的同事相處得不錯，因年紀相若，平常結伴吃飯、逛街，因此不會有情緒問題，但園內有許多年輕人，不少人都面對男女之間的感情問題和工作問題，上班不能說話，下班沒人傾訴，若人又內向，不容易結識朋友，幾等於和外界絕交，估計可能是這些人出事。

記者發現，富士康的管理為封閉式，四週被圍牆包圍，登高望去，一望無際盡是廠房和宿舍，園區東南西北四個出口均有保安把守，員工出入打卡，即使想帶朋友進入，亦不被容許。但在訪問中，員工很少怪罪富士康，對同事的死只認為：他們自己想不開。

管理層：難安排同一單位共宿

負責管理工作的張先生認為，自殺均是個別事件，“公司八成都是80後、90後小青年，想不開”，他又稱，以42萬員工計算，10人自殺比率不算高，“只是富士康出名，大家才關心，其他工廠也有發生”，他又表示，流水線不准說話，是為防止員工出錯，“一塊電板插錯了，可能就報銷，成本要幾百美金”。在富士康工作已8年的管理層James就解釋，因為工廠工人常常換人，宿舍一有空位就要讓新人入住，難以安排同一單位的人共宿。

學者：反映中國工業體制瘋狂

富士康員工“十連跳”自殺事件被中外媒體廣泛報導，已成國際新聞，人民大學社會學系教授周孝正指出，內地每年有200萬人自殺未遂，30萬人自殺身亡，自殺率為萬分之2.6；富士康的自殺率則為2.3左右，看似低於全國水平，“但這不是代表富士康很正常，而是反映了整個中國的畸形工業體制太瘋狂，還有更多比富士康還慘的工人”。

工資12年只漲68元

周孝正表示，中國近代高速經濟增長建築在三大代價之上：過度消耗資源、嚴重的污染、欺凌式的剝削，他用後者形容中國工廠工人的生存狀態。“過去12年，他們工資平均只漲了68塊！怎麼跟得上通脹？”

工廠如監獄
農民工如奴隸

記者發現，富士康的員工上班不能談話，同部門的員工不許住同一宿舍，朝夕相對卻形同陌路。周教授指出，“工廠用管理方法打散他們，為的是防止他們串聯，防止他們組織工會爭取權益。幾十萬80後工人都是同一年齡層，他們生活缺乏多樣性，精神麻木，思想容易崩潰，也就容易自殺了。”周教授說，這種封閉性的監獄式管理只是中國企業的冰山一角，“就連我去過的修腳甲院，員工放假都不讓出去，工廠就是一個大監獄，農民工就是奴隸”。

上週富士康“九連跳”後，9名關注血汗工廠的學者發出聯名信，呼吁政府儘快解決新生代農民工問題，杜絕富士康式悲劇。

有份聯署的香港理工大學社會科學系副教授潘毅也認為，富士康已經是內地對待工人比較好的企業，它向員工提供娛樂、圖書館、心理輔導，但這種剝削廉價勞動者的的工業模式，讓工人活得沒有尊嚴。潘毅說：“上一代農民工對農村還有依託，掙了錢就回老家起屋生活，但30年改革開放不斷向國民灌注城市發展價值，加上務農的生活水平與城市相距愈來愈遠，第二代80後、90後農民工已經沒有退路，他們接受了城市價值，卻得不到城市的尊重，政府沒有給他們住房、子女教育和醫療等配套，1000多元工資也不可能在城市生活。”

富士康式工人沒有將來

潘毅說，迷失在農村與城市狹縫中間的富士康式工人生活在沒有將來，沒有希望之中，年齡層也缺乏多樣性，沒有父母，沒有小孩，沒有正常的社交，生活蒼白，人際疏離，“他們容易自殺，也不關心別人的自殺，人性變得冷漠”。（香港明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