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漁船廣大興28號遭到菲律賓公務船開鎗射擊並射殺一人，形成台菲空前的外交危機，從危機處理的角度檢查，未必可厚責馬英九政府，但是處處可見的求全心態，造成了拖慢、不符人民期待，究其原因，不知道力量所在、不會運用力量，因此失之被動、制動。本文的目的之一，在敦促馬總統發揮自主性，尋找和善用力量，於台菲的交涉乃至未來執政中，能化被動為主動，而立位於制高點上。

馬英九的支持度已經偏低，漁船事件原該是他提高支持率、大展身手的好機會；然而，5月9日漁船被襲的報導尚未擴大，他的滿意度已下降到19.1%新低，七成的受訪民眾不支持他續任國民黨主席。

關鍵仍在個性。馬英九雖然從政超過30年，仍是個法律人，甚至是泥固法條事證的法匠，因此漁船受襲事發之初，未確認情況前不輕作處置，結果慢兩拍、不貼近民情的反應，讓他備受批評。其實，自家漁民遭外國公務船開鎗射殺，總統基於保護人民的憲法責任和宣誓，都該厲聲譴責，而不待船拖回了港口、遺屬呼天搶地以及輿情洶洶後，才來同仇敵愾。以他國際法的素養，立時電話諮詢海洋法的學者意見，復以漁事單位確認漁船位置，都足使他在人民和輿論譁然之前，在高點迅速作出正確反應。

這就是“領導人”的素質，理該高瞻遠矚帶領和引導人民，在老百姓發覺問題之前，已把解決方案送上台面，而不是等民情發作、砲口反轉後，才被動反應、由人民推著走，反而被譏遲鈍，以及喪失決策必要的周密考慮，流於情緒與民粹。馬政府危機處理與瞭解民情的能力一直遭議，不是沒有原因。反主為客、事事被動往往來自過度謹慎求全，造成臨事畏縮，失去領導人應有的魄力與魅力，甚至賠進了人民的信任。

比如，堅持菲方道歉、賠償、懲兇，卻帶上另一項重啟漁業協議協商的要求，給了馬尼拉籌碼來討價還價，使得台方聲討的氣勢頓弱，也曝露馬政府寄望藉漁船事件賺取政治利益的居心――一項延宕7年談不成的漁業協議，如果因菲方射殺了一名他們認為越界的漁民，就會軟化立場，未免一廂情願。台灣軍艦、海監船不斷在有爭議的水域巡弋，才會讓菲律賓感受壓力而循談判避免衝突，這是國際現實。中國大陸在釣魚台海空巡弋、在黃岩島船隻常駐，使得日本、菲律賓的島嶼主張中挫，是很好的參考。相對於菲律賓的海空實力，台灣有壓倒性的優勢，卻不能或不敢運用，以致台菲交涉過程中頻遭輕侮，讓人惋嘆。

乃至對菲最後通牒下得嚴厲，卻容談判過時無功，使72小時的時限變得了無意義，也顯示求全、求成心切，使得外交部長交涉失格辱台。菲方用“一中原則”作擋箭牌，亦即不以台灣為正式談判對象，台灣不敢以“一中原則”借力使力固可諒解，但是，以巨棒揮擊對方，讓菲律賓感受壓力及痛苦，從而低頭認錯，卻是台灣可以辦到卻猶疑未辦。三波的制裁措施看似循序漸進，卻在初期即令菲方感到不痛不養，因此不以為意。如果做好準備不惜全面斷絕關係，也許早期使用這種威脅還較具有震懾力量。結果，台方召回代表，卻不敢驅逐菲方代表，換之以請菲方代表回國協助處理漁船事件的溫言軟語，是國際外交辭令的新發明，讓人哭笑不得，自然也贏不到尊嚴。

馬政府最可怕的錯誤，毋寧為看不到台灣的戰略重要性，錯估、低估了自己，以致不能產生力量、發揮威力，竟淪至仰人鼻息，連軍演射擊都受制於人，失去自主性，放著大好形勢不能運用，當然更沒有主導地位。台灣的戰略重要性，是美國非正式的盟國、圍堵中國的島鍊一個重要環節、位居美國最重要盟邦――日本的左翼、控扼台灣海峽的國際能源通道，是美國絕不能棄守的陸基航空母艦。衝著這些，台灣可以予取予求，同時利用中美的極力爭取而左右逢源。必須認清，是美國有求於台灣，而不是台灣受制於美國。

美國最怕的，是她的盟邦內訌相攻，使得圍堵中國的島鍊部署打開缺口，對日韓、台日、台菲皆如此，所以台灣只要據理力爭，很難不受重視，犯不著忍氣吞聲――美國若不在乎台灣，中國大陸爭取卻不遺餘力，一拉一放形勢立變，台灣其實舉足輕重。舉例說，如果兩岸達成漁業互助協議，對於彼此漁船建立識別、通聯、掛旗、互相支援分工的系統，讓兩岸的公務船分別或合作就近維護雙方的漁船安全，甚至建立默契劃分水域，遠洋歸大陸照管、台灣海峽與巴士海峽歸台灣、釣魚島共同管理，一旦這種協議出爐，且看美日緊不緊張？而其間的爭取，可以讓台灣享受到從未有的重視與尊嚴，端看馬英九總統有沒有勇氣與見識，借力使力、平空生長出可以左右大局的力量。

■作者：陳裕如‧旅美資深報人

（馬來西亞星洲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