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中國活躍的社會活動家周鴻陵曾因在六四中聲援學生而入獄，10年前開始轉型為群體事件的“調解人”，涉足由社會示威或衝突等風波，試圖在每一次事件中，讓談判、契約精神等基礎的民主概念灌輸到最基層的政府和民眾心中，相信唯有公民社會才能挽救中國。周鴻陵還給官員講課，成立研究機構，他慨嘆：“中國離一場廉價的革命很近，離良性秩序的建立很遠。”

盼打破維權局限
非只為財

從2003年在河北容城的首次試驗開始，周鴻陵以非政府組織（NGO）的第三者身份，參與調解了全國數百場群體事件。在避免衝突傷亡的同時，他希望能打破農民維權“人為財死，鳥為食亡”的局限，使之成為社會變遷和民主憲政的載體，也成為基層官員與百姓學習契約精神、對話機制的平台，用他的話來說：“民主不是一句空口號，要接地氣，要聯繫起所有人。”

與1989年後一直在思考中國命運的一批六四民運人士一樣，周鴻陵如今對群體運動的看法也有所改變，無論是革命還是改良，“任何一個模式，沒有公民社會的成長，等待我們的都是災難……公民社會的壯大，才能挽救這個社會，才能帶來多元化的、民主的社會秩序，否則我們就會在社會變革的大浪中淹沒”。他舉例，辛亥革命並未帶來民主的秩序，而是新的混亂。

衝突成進步契機
教育公民

在周鴻陵看來，中國日益頻發的群體事件，正是公民教育的絕佳時機，“衝突是社會進步的契機和動力”。他說，中國近10年群體性事件頻發，不過很少人把維權拉抬到社會變遷的高度，但他卻認為，群體維權事件是尋找民主化道路的載體。

“公民教育不僅僅是課本上的自由和民主，要從切身利益開始。”非暴力抗爭、契約精神等幾千年來一直與中國農民抗爭絕緣的概念，也逐漸透過取證方法、談判技巧等實務，灌輸到村民心中，“只有當民主成為一種生活方式時，它才得以穩固”。周鴻陵表示，政府的維穩手法罄竹難書，但若民眾同樣失去道德底線，不惜以要脅、訛詐、謀殺等手段維權，中國只會演變成傳統社會後期的“貪官對刁民，流氓對流氓”的局面。

與媒體律師合作
逼官談判

周鴻陵的這一理念，自然令他成為基層政府理想的談判對象。為防局面失控，他也偶爾擔當“維穩”的角色，在禮堂拿起“大聲公”演講，安撫群眾情緒，最後把村民和政府代表一起帶到談判桌前磋商，簽下協議。“勸架其實也是一場力量的博弈”，他說，當有基層官員拒絕談判，與他合作的媒體、維權律師，就成了必不可少的威懾力量。

官員明知搞民主
嘆太狡猾

經過數百場群體事件的洗禮，周鴻陵在體制內也開始小有名氣，不時在包括黨校在內的場合給官員講課，主題是“多元共治”。對於講課的尺度，他也花了不少心思，憲政民主顯然觸動官方神經，良性秩序和多元化的治理便成了最大公約數，“這樣也各取所需了”。但對於多年奮鬥的終極目標憲政民主，他也絕不迴避，當局對此也心知肚明，長期與他接觸的官員聊天時也會感嘆：“老周，你這個傢伙太狡猾了。”

周鴻陵創辦的北京新時代致公教育研究院1999年成立，2004年改為現名，靠國內外捐助運營。他表示，今年起希望壯大團隊，研究院的公民教育和調解從接報模式改為主動出擊，開展更多治理轉型試驗。憑藉在體制內的人脈，周鴻陵也希望研究院能找到一個官方主管部門掛靠以增加權威性，“就像抗戰時的八路軍一樣，番號是國民黨的，但力量是由自己控制”。（香港明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