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尼）自1998年改革以來，印尼華族群體享受到了自由的空間，不論是進行正常的生活權利，或者是表現自己的文化傳統。通過媒體，朋友之間的聯絡活動，華人兄弟們和一些友好國家政府認為，印尼華族公民的生活已經正常了，他們在政治、社會和經濟領域的權利和義務已經恢復，甚至有了重大的變化。

4月中旬，當筆者在北京有機會與華僑事務辦事處資深官員見面時，他很感謝印尼政府的這些改變和改善，讓全國華人能夠熱烈慶祝春節，以及2006年第12號國籍法實行後，撤銷含有歧視華人行為的條例，印尼華裔總會雅加達主席許天堂（《在政治漩渦中的華人》作者）也承認國家的歧視已經沒有了。只有存在日常生活的一些問題，像申請准證，辦理身份和旅行的證件有關手續，或印尼華族遭遇的宗教問題，這類問題也是其他族群遭遇到的。

在目前的新局勢下，需要共同考慮的是有關印尼華族身份面對的較大挑戰問題，即興旺和塑造符合有印尼歷史智慧特色的中華性。

用祖籍國文化標籤來打造中華性，已經被證明，是會帶來不利的後果的。舉例說，一部份印尼華族孔教信仰的孔教，在它起源的國家（注：指中國），孔教並不是解釋來世的宗教。在印尼的華族心目中，李約翰是他們的英雄，而不是鄭和，中國皇帝派遣的航海使者。

全國的平面媒體和電子媒體，不是已經把昂戈羅．威查雅與蘇斯諾．阿齊等同看待嗎？

簡言之，根據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公平）的原則，印尼的少數族群和多數族群在重建社會、經濟、政治與防務生活秩序的努力時，已經不再被區別對待。在民族建設基金會舉行的有300人參加的論壇，北京大學歷史學家梁英明教授（出生在梭羅）說，在印尼的華人傳統文化是建設現代印尼的民族融合過程的重要支柱之一。

3方面塑造華人行為

一個人或一個社群對生活進程的視野，是根據他們的歷史經驗樹立起來的。眾所周知，新秩序時代的一些措施，塑造了華人兄弟們在過去的社會、經濟和政治行為。

至少在3個重要方面是直接或間接地塑造華人社會當時的視野。

第一，禁止在公共場合展現華人文化活動，限制這些活動只在居家範圍進行。第二，印尼華族的精力和注意力更集中在經濟領域，因為他們不能在政治領域活動，要成為官僚的空間被關閉了。第三，蘇哈多統治集團間接的抬舉財閥林紹良作為處理印尼華族內部各種問題的長老。

這樣做的結果是，形成了一批奢侈和排他性的印尼華族的經濟上流社會，加大了社會差距和以族群為背景的社會忌妒，它們堆積成像旱季的乾草。當專制政權開始脆弱和顯現崩潰時，30多年堆積起來的乾草猛烈的燃燒，沒有人能夠制止它。

為了不要讓這個黑暗的歷史重演，改革政府頒佈了糾正過去措施的條例，撤銷公共場合表現華人文化的禁令，春節被定為全國公休日；最高峰的是，實行了保證所有印尼公民有平等權利和義務的國籍法。在改革時期，印尼華族再沒有扮演拍板角色的長老領袖或中心人物。

目前，印尼華族每一個人就像擺脫了束縛，可以自由自在的決定自己的生活。在這樣得意忘形的氣氛下，在很短的時間內，上百家以中國區域或鄉里、姓氏、華人信仰、舞龍舞獅、經商….為背景的團體，在印尼全國的大城市紛紛成立起來。

據學術界的資料記錄，這類組織或團體大約有400家。而根據中華商會主席翁俊民博士在一次演講中稱，當前印尼華族的團體已經達到700多家。而根據司法人權部法規總署，正式登記的團體約有300多家。吸引人的是，印尼華族兄弟們，把這種鞏固自己的運動的氛圍，說成是只是為了“會面”。

但是，對這個現象尖銳的評論和猜疑是不能避免的。近來，一些通曉漢語的觀察員開始作了這樣的評論：這些以法律登記的團體，是法律保護的新“排他性”。事實上，對部份印尼華族來說，這個得意忘形的氣氛，沒有受到限制下不斷發酵，因為一般的社會視之為符合基本人權，也符合印尼正在推行強調法律的時代。其實，以基金會或團體形式成立了華族公民的組織，除了具有明顯的主席和理事，也採取對非華人關門的會員制度。

引起對華族的愛國疑問

可悲的是，對部份印尼華族來說，這樣好的組織宗旨，使他們更容易進行各種活動，像救濟遭受自然災害的災民，舉行商業會晤，學校校友們，同鄉鄉友或同宗同姓的人見面懷舊，甚至唱華語卡拉歌，選擇華人哥哥姐姐等等，被看成只是“吃吃喝喝”。但是，這些活動報導和圖片肯定的將登載在華語媒體，造成“奢侈”和“盛大”的輿論印象。更吸引人的是，這些團體也展現積極進行某些方面，主要是與中國大陸的企業者的接觸和建立關係，不論是公開或者是秘密的。

如果時間不長，印尼華族成員和團體的這類行為，當然是可以理解的，看來是在充滿得意忘形的全球化時代理所當然的事。但是，從長遠來說，過份的傾向北京與它穩閉的接觸，久而久之將引起一系列對印尼華族公民愛國主義的疑問。

有一點也重要，圍繞在東盟與中國自由貿易協定的爭論，尚未分曉是利是弊，也容易挑起非華族群階層的狹隘民族主義情緒，這可以在5月1日紀念國際勞動節的示威行動看出來。

另一個在過去不可能出現的現象是，不斷提出要求以法律保障印尼華族。對某些印尼華族，這種法律保障問題，被相信和被認為是過去安全顧慮的迫切問題，常常把它與1998年5月悲劇聯繫起來。其實，如果這狀況在目前發生，2006年第12號國籍法已經對印尼華族作出完全的保障。

除此之外，法律也提供對組織權利及其會員的保障。它的徵象是，中華總商會的內部爭執，安果多案件引起的外部摩擦，能夠通過法律途徑解決，不像過去的習慣那樣，由“教父”來解決。

除外，華文報章有關某些團體的成功報導，以及它與中國使館或官方的緊密關係，已經塑造了公共的輿論，目前已經沒有歧視或限制印尼公民進行國際交往。而出現的，恰恰是華社或印尼華人群體與中國政府以及在中國大陸生活的同鄉的內部交往，通過上述的團體，越來越密切和深化。不可否認的是，這種趨勢將積極影響印尼與中國的關係，這個關係在過去的發展是起起落落的。筆者記起梁英明教授的演講，他預測這種發展已經使印尼華族出現比較不同的愛國主義。梁英明的預言看來有足夠的理由，因為印尼華族被希望他們的立足點是落地生根。

“三隻腳”發揮了作用

印尼華族群體或華社的文化社會活動，經常吸引許多人。為了認識印尼華人，更多理解華人內部的的差異或矛盾，需要獨特的方法。

為了進行分析的需要，把它分成三類：第一類根據次文化的群體，即客家、福建、潮州、陳氏，蘇氏等等。第二類根據（中國）同鄉的群體：廣東、南安、海南和福建；第3類根據專業或商業的群體，像印尼中華總商會（PERPIT）和印尼中華商會（PERMIT）。

印尼華人群體的分類特點是根據社會關係的，每個人的地位和與影響力。每一個印尼中華總商會（專業團體）成員的祖宗來自廣東（同鄉團體）和屬於客家（次文化族群），這樣，就自動的具有三類的權利和地位。

這也意味著，這些人都具有“三隻腳”。在某些場合，這個“三隻腳”的作用像是一片鏡子，也是有效的聯絡管道，來舒解由於利益分歧引起緊張的關係。2009年10月，華文媒體熱烈報導了印尼華社的分歧，像印尼中華總商會內部的爭執，客家團體的利益摩擦和印尼廣東團體的震動。由於有“三隻腳”發揮作用，這些爭執能夠很快的被抑制，但是，外面的人不曉得有這些爭執。

撇開這“三隻腳”的作用，近來像雨後春筍那樣出現印尼華族的團體，也能夠視為聯盟組織的發展形式，在法律保護的組織之下，它是與狹隘文化緊密相連的抬柱。

如果這樣的看法沒有錯，那麼初步的結論是印尼的華人文化正在自己的族群中興起和發展起來。

華僑，脆弱的“橋”

在華文，華僑是正在外國僑居的中國公民，他們肯定要回到自己的祖國。華是中華（一個族群的名稱），僑是居住或暫時居住在外國。在印尼的華僑將被視為聯繫印尼和中國的橋樑。

如果這樣理解從哲學來看，沒有永恆的朋友或敵人，永恆的只是利益，那麼華僑作為一座橋，基本上是非常脆弱的。華僑的存在經常取決於印尼與中國雙邊關係的良好或惡劣。

根據以上的分析，那麼，對印尼華族最合乎邏輯和安全的做法是“落地生根”。它與明智的諺言是相近的，“立甚麼地，頂甚麼天”。

印尼華人公民應該下定決心，不要再猶疑不決，效忠這個他們與子孫後代居住的國家利益。道理是很簡單的，不要忘記歷史，更不要做出以人權的名義，會引起歷史重複的事情，因為我們不是單獨生活在這塊土地上。（譯：黃秉南）（印尼星洲日報）